原标题：媒介共生（主题）

　　当代艺术中绘画与摄影的互动（副题）

　　广州日报全媒体记者杨晓明

　　1839年，当法国画家德拉罗什第一次看到达盖尔银版照片时，惊呼“自今日起，绘画死了”。斩钉截铁的口号式论断具有超凡的传播力，以至于大家都忽略了一个事实：德拉罗什直至离世都没有放弃过他所擅长的写实叙事性绘画。对摄影采取近乎刻薄绝情态度的波德莱尔，把这项新发明称之为“艺术的死敌”，认为它唯一合适的身份是“科学和艺术的谦卑婢女”。

　　但是无论情愿与否，摄影术的发明都无可逆转地改变了艺术，其中以绘画尤甚，两者的渗透纠葛贯穿了1839年以后的艺术史，摄影顶替了绘画肖拟现实的功能，却无法轻易获取绘画在艺术殿堂的正统地位。1981年彼得·加拉西在MoMA的展览前言中郑重其事地宣布“摄影不是科学留在艺术门前的私生子，而是西方图画传统的合法后代。”德拉克洛瓦、德加、里希特、培根等画家都深受摄影的影响，二十世纪初的未来主义、立体主义和超现实主义都与马雷发明的“连续摄影”有千丝万缕的联系，以克洛斯为代表的“照相写实主义”把二者关系推向新的极致。而另一方面，为了争取艺术身份的“画意摄影”是摄影史上重要的风格阶段，直至摄影作为当代艺术媒介的时代，援引和重构绘画及其历史的摄影创作依旧盛行，典型如杰夫·沃尔致敬德拉克洛瓦、马奈和葛饰北斋的摄影作品。在中国当下，王宁德用街头笔刷“绘制”互联网照片所创作的《无名》系列，李舜用素描手绘“负片”而又用负片拍摄“负片”的媒介转译，以及孙彦初在暗房中以显影液替代水墨，以相纸替代宣纸的“显影绘”，无不着眼于摄影和绘画之间的媒介渗透与往复纠缠。

　　郑梓煜（中山大学传播与设计学院副研究员）

　　对话

　　广州日报：您是怎么切入摄影与绘画的媒介共生这个课题的？

　　郑梓煜：我曾经是想考美术学院的，后来本科学了新闻，又发现自己主要的兴趣在视觉方面，所以最早从新闻摄影入手，硕士毕业后做了七年的图片编辑，期间读博士研究方向也是涵盖了绘画和摄影的特定历史时期的艺术实践。我最重要的导师是美术学院油画系出身并且研究艺术史的资深专家，所以我的兴趣并不仅仅局限于狭义的新闻摄影，而是当下时代中更广泛的视觉传播和视觉文化现象。在我眼中无论是绘画还是摄影，都不是各自孤立的单一媒介，绘画迄今为止仍然是艺术领域中极为重要的媒介，而摄影术的发明又深刻改变了艺术的边界和前沿实践，两者既是互为语境的，又是相互渗透的，我无法想象一种屏蔽了彼此的给予单一媒介的研究。

　　广州日报：摄影的发展，在当代艺术里有明显的脉络吗？这个脉络是自成一体还是曾受绘画流派影响？

　　郑梓煜：正如对第一问的回答，我不认为当代艺术中存在一种完全自成一体的单一媒介创作。这种影响即使不直接体现在创作中，也会构成一个无可回避的创作语境，或者一种参照系和历史背景。摄影在当代艺术中的脉络，或许不是一条单线，而是一个网状结构。

　　广州日报：从你的讲座的举例发现，摄影术发明之后，绘画流派一度受摄影科技所影响，达达主义、立体主义、摄影写实主义等，但后面你举的当代作品的例子却不乏用摄影手段嫁接或者杜撰古典题材的。这是一种艺术发展的流向，还是说当代作品的叙事已经开始倒退？

　　郑梓煜：摄影对绘画的影响不是“一度”，而是应该这么理解，整个人类的视觉世界，或可将1839年摄影术的诞生作为一条分水岭。同样，摄影从发明之日起，就无时无刻地处于与绘画的比较、渗透与纠缠中。你所看到的当代摄影创作对传统绘画题材和图式的援引和嫁接，是以“挪用”的手法在当代与传统之间、摄影与绘画之间制造经验的错置和再造，在好的艺术家的创作中，这种“挪用”不应该止于一种错觉游戏，而是借此提出了针对当下的有效问题。对创作的评判必须具体，不存在一种整体性的“进步”或者“倒退”的判断。

　　广州日报：摄影和绘画只是当代绘画的其中一对共生媒介，这是否可以拓展看到更多其他媒介的共生？

　　郑梓煜：这种媒介共生关系，在当代艺术领域中是极为重要的底层逻辑，至少在视觉艺术领域，媒介之间的边界本身就是一个当代艺术创作的解构对象，不仅仅局限于绘画和摄影之间。

　　广州日报：您是否认为当代作品，媒介边界已经打破，更在意的应该是传播？

　　郑梓煜：打破媒介边界是一种取向、方法，是一个进行时的动作，而不是一个“已经”完成的状态。它跟传播之间并不构成一种谁更重要的竞争关系。传播的重要性在艺术中毋庸置疑，而往往打破媒介的精彩尝试是最有效的传播点。